30年前,我们一起留学日本

编者按：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两次留日高潮：第一次是２０世纪初，大批有志青年为推翻封建统治，东渡日本寻找建立民主国家之路，其中有孙中山等大批同盟会的革命家，也有鲁迅、郭沫若等文学家；第二次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的８０年代初，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振兴中国的人才，中国政府从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本科生和毕业生中选拔了一批优秀人才，派往日本学习。

１９８３年，中国的１５０名研究生赴日留学，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选派的第二批赴日留学生。３０年，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实现了振兴崛起的梦想，全球化给了中国更大的舞台。３０年前，他们曾一起留学日本，３０年后，他们在中国和世界的各个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身兼何职，他们心中永远不忘的是养育自己的祖国和教诲自己的师长。他们在纪念留学３０周年之际，回顾了那段意气风发的岁月，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十、过海飘洋三十年（上篇）

作者：陈建华

1984年入学典礼后，作者与普後一先生（左一），吉田治男先生（右一）和同学折笠千登世一起合影于研究室。

大连同窗5个月

我们浙江农业大学去大连日语培训的有八位：朱亚峰，楼惠宁，陈功祥，沈建仁，顾世红，朱向荣，陈光浩和我。我和沈建仁培训结束后去了东京农工大学。我和陈功祥在日本时见过两次面。一次是他来东京玩，一次是我去京都时。与朱亚峰在日本时见过多次，有一次去京都开学会还在他那里住过两个晚上。朱亚峰和楼惠宁90年从日本回杭州探亲时来看过我，我当时已回国在浙江大学工作。顾世红是几位同学中我见面次数较多且至今还保持着联系的一位，因为我们专业相近，可谓同行。

在大连日语培训时最要好的同学之一是高峰。因为住在同一宿舍，所以经常一起来往于宿舍和教室之间。他学的是日语专业，日语很流利，经常用日语给我讲些有趣的故事和他自己的经历。我当时日语口语还不太好，很佩服他流利的日语和广博的知识。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指出我普通话里的浙江口音，纠正了我对“陈”和“吃”的发音，并半开玩笑地说：“你学日语的同时也得把普通话学好了”。他后来去了名古屋大学文学部，我去名古屋大学读博士学位时又有机会与他经常见面。89年我从日本学成回国临行前高峰与其他一些朋友前来送别。现在我家的书架上就有一张当时的合影，上面标注的日期是89年4月6日。

在大连时同宿舍的其他两位同学是王青翔和汪赴克。王青翔给我的印象是很“书生”，说话轻声细气，面带微笑。有一次我从名古屋去东京参加学会时曾在他那住过一个晚上。汪赴克则喜欢找话题与高峰辩论，有一次争论得急了，两人在宿舍里“追打”了起来，把我的蚊帐给压垮了。辩论时往往是高峰不服气，汪赴克则会为自己惹急了高峰而笑得喘不过气来。我很喜欢听他们这样的辩论，所以蚊帐被压垮了也一点都不生气。

1986年3月，接受硕士学位证书

匡尚富和我同班。我们俩年龄相近，谈得来，故经常一起去图书馆和书店。89年我在回国之前与妻子一起去京都玩时，小匡帮我们安排了住宿，他当时在京都大学就读。小匡那次还带我们去大阪玩了一天。从通讯录得知他现在已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院长了。我还记得丘华，郭庆光等同学。丘华长得高大，爱打篮球。郭庆光长得很学者又很有干部的派头，当时我觉得他日后学成回国马上弄个“师长旅长”的干干决不成问题。

刚进大连日语班时给我印象较深的还有权在永和冼幸夫，冼幸夫广闻博记，知识面很广。老师讲课时提及的时事历史他都知道。有趣的是他当时的日语发音有个问题，总把“ました”说成“ますた”。 有些同学就打趣地称他为ますたさん. 在东京农工大时我们同住在国分寺清水庄。我当时不会做菜，从买菜到每天晚上的“自炊”，承蒙了他兄长般的关照。

庄东红与冼幸夫是同一所大学过来的一位女同学。曾看我红着脸为女朋友可能要来大连而去找她，希望她帮忙在女生宿舍安排一下住宿问题。她欣然答应，很是热心，只是女朋友最终没来大连。现在想起来，当时我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女朋友也大学快毕业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谈个恋爱，女朋友来见个面最正常不过了。可当时我找庄东红帮忙时脸的确是红红的。这是时代的烙印，现在的年轻人可别笑话我们的纯真啊。

我很喜欢威瓦尔地的小提琴曲“四季”，在大连的宿舍走廊里第一次听到“四季”的悠扬旋律，很喜欢，循声找去，是姜克实在放这个曲子。我立即向他借了带子录了一盘。用的就是当时学日语时发的录放机。此后的三十年里每听“四季”时就会想起在大连的日子，想起第一次听到这个曲子时借磁带的情景。

97年我在利物浦大学生物化学系工作时，有一个半月时间在伦敦帝国理工大学做合作研究。一天下班后我匆匆赶往火车站回利物浦时，在地铁通道里听到了一位地铁艺人拉的“四季”。音乐通过长长的通道传来，别样的悠扬动听，一下子勾起了我在大连宿舍走廊里第一次听到“四季”的记忆。不由得放慢了回家的脚步，由远而近，由近再远地听了一段“四季”。走过琴手时在琴盒里投了一镑硬币才离开。

1989年博士课程完成时与导师山下兴亚先生一起合影。

日本留学五年半

1983年10月23日，我们全体大连日语班同学从北京乘留学生专机飞到日本。我们在日本关东地区的留学生先在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集合。晚饭后我和冼幸夫就被前辈们接到了为我们找好的“下宿” —— 东京都国分寺清水庄。夜色中在车上只看见现代化的车道上来往车辆匀速而驶，各行其道，次序井然。这是我来日本以后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安顿下来后不久就去见了导师中岛诚先生。导师办公室的门上贴了“陳建華君を熱烈歓迎”的大红条幅，还开了欢迎会。从此开始了我在日本5年半的留学生活。

在东京农工大学读硕士时的导师是中岛诚先生，但他不久就退休了。所以实际指导我研究课题的是年轻的普后一先生，他对我非常友好。记得刚进研究室不久他就给我带了一盒他常带的“爱妻便当”，让我品尝到了他的“爱妻”做的地道的日本盒饭。我硕士课题做的是“家蚕神经肽激素提纯和活性检测”方面的研究。那时我刚投身科研工作，满腔热情，干劲冲天，经常做实验到深夜才回家。有时做的太晚了就睡在实验室过夜。普后先生工作很努力，加班加点很晚回家也是常事。

有个夏天的晚上我正在做蛹脑摘除，突然大楼摇晃了起来，安静的实验室里洗净晾着的试管烧杯相互碰撞发出的声音更添一层恐怖。地震了！我本能地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向楼下逃生而去。至楼梯口与刚从楼下回来的普后先生相遇。他虽然也感知到了地震的发生，但毕竟是日本人，对地震习以为常，不慌不忙地打开了收音机。即时新闻报道有4.2级地震发生。他告诉我说，地震发生时不能乱跑，要先听新闻报道。实在不行就钻桌子底下，以防被震落物体砸伤。

当时研究室里有一位吉田先生，是千叶商科大学的教授，在我们组里做课题。他很喜欢跟我学一些中文用来开普后先生的玩笑。有一次他问我中文“怕老婆”怎么说，随后就在实验室的黑板上写上“普后有妻管严”，叫了普后来看他学的中文。普后先生自然不解其意，叫了我来翻译，吉田先生则躲在后面大笑。我后来考上名古屋大学读博士，临别时吉田先生送给我一盒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作为纪念，夹了一个条子：“A”面祝贺在农工大完成硕士课程，“B”面祝贺被名古屋大学录取为博士生。